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顶点小说网 > 历史小说 >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  作者:黄仁宇 书号:42269  时间:2017/9/29  字数:4855 
上一章   29、贾似道买公田    下一章 ( → )
  《宋史》“臣传”一共四章,列举臣15人,又包括他们的子弟等7人,一共22人。内中既有行新法的蔡确、章淳,也有怂恿徽宗挥霍的蔡京,和李纲为难的黄潜善和汪伯彦,置岳飞于死地的秦桧,一意北伐的韩佗胄。而以南宋覆亡前夕以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兼都督的贾似道殿后。我们今重新检阅他们的事迹,很难证实各人的“忠”确如作史者之所论列。但是以上15人为当时人及作史者认为是舆论之所不容,则是事实。而且将他们摆在一朝国史之后,显然的已认为朝代之覆亡,应由这些臣负道义上的责任。

  贾似道“少落魄,为游博,不事行”已具备了传统坏人的典型。并且他的姊姊贾妃有宠于理宗赵昀,又是靠裙带关系升官。后来就入相出将,成为了一代权臣。他个人爱声,年轻时常在西湖上张灯作宴,晚年尚起楼阁亭榭与诸妾斗蟋蟀为戏。他在国事上最重大的失策起于1259年。当时他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身分到汉指挥军事。他密遣使向敌方以皇弟身分攻鄂州的忽必烈求和,答应南宋皇帝称臣纳币,忽必烈起先不允。恰巧那年秋天蒙古主后来称宪宗的蒙哥去世。忽必烈要回本国争皇位,才仓皇许之。等到蒙古兵北撤,贾似道虚张大捷,回朝进少师,封公爵。明年忽必烈称帝建元中统,派人向南宋征岁币,来使反被贾似道拘。兹后忽必烈再也不接受南宋乞和的要求。

  可是贾似道也真有粉饰太平的本领,于是又十多年,1264年度宗赵基嗣位,这已经是一个3岁不到的小皇帝。贾似道以三朝元老的身分上表出师。1275年的春天,元军(1271年蒙古才称元朝)已取得长江中游,伯颜的大军已向下游进,贾似道自己的女婿范文虎也在安庆降元(此人后来率宋军参加忽必烈之征日本),他还整备船舰芜湖进出,可是他向伯颜求和既被拒绝,江上大军又不战而溃,于是只好遁居扬州。这时候临安的朝廷已是朝不保夕,大臣纷纷请诛杀贾似道谢罪,执政的谢太后才将他贬官为高州团练使。传统政治里的贬官逐放,常埋伏首狱之中暗杀的动机。本来写贾似道传记的作者,很可以“至漳州故”结束。只因为贾似道是一个如此的臣,倒要写出来私自将他处死的乃是志愿械送他的县尉郑虎臣。此人能在青史留名,也表彰一一忠,彼此为千古读史者所传诵。

  替臣说公道话,不是本书的目的,即暴传统政治中道德的真相,也不是今我们重新检讨历史之主题的所在。我们提出贾似道的一段故事,乃是此中包涵了中国财政史和经济史里一段重要的环节,不能为贾个人的行为守嗜好及生死所能概括。

  从各种迹象看来,传统中国的物质文明,至宋朝已达到极高峰。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,作于北宋覆亡之前夕。从图上看来,当汴京商业发展的情形和中等以上人户的生活程度,以至房舍建筑舟车桥梁较之20世纪之中国任何内地的都会,并无逊。即以船舶之来往,货物之上卸,各种匠铺之作业情形,至少也可能与当西欧之任何城市相埒。而一个半世纪之后马可波罗在南宋覆亡之后32年内抵达当之临安,今之杭州(宋人称为“行在”马可波罗则译为Quinsai)他曾说:“毫无疑问的,Quinsai是世界上最优美和最高贵的城市。”杭州的街道宽敞,有运河交通,又有石砌的沟渠排水,已经给这威尼斯(也是当世界上第一城市)的观光者以良好的印象。而他赞不离口的则是中国的富庶表现于数量之庞大。不仅都会里市廛栉经,而且乡间里也有无数的市镇,为欧洲所无。

  马可波罗的叙述,有煽动,一般读者怀疑他的浮夸。可是最近法国学者JacquesGernet将他的回忆和同时的中国文献如《都城纪胜》、《梦粱录》和《武林旧事》比较,又发觉其中很多细节,可以彼此印证。他整理后,所缀成的13世纪杭州,确是生动活跃,富丽繁华。迄今我们还能查悉当通衢街道桥梁的名称,和巷里发售最优等纸扇的店铺之所在。杭州的人口,由12世纪初年不到二十万逐渐增加,突破百万大关。而当欧洲最大的城市,能有人口数万,已经不得了。所以Gernet发问:当中国是世界上最富裕和最前进的国家,即算南宋只保存半壁河山仍有人口6000万,占地有今法国面积之4倍,文化已到达最光辉的阶段,何以遭蒙古人的侵犯而会在历史上表现一种剧烈的挫折?

  而其实AdamSmith著《原富》,距今已逾200年。他作书时也去马可波罗赞羡中国时约500年。《原富》就已提出中国虽然在500年前出人头地,兹后就无从继续其优势。Smith并没有讲出当中的原因,只是他已经指出中国的法制,必有阻碍人民继续增加财富的症结之所在。

  我们今提出贾似道的故事,即是指出这症结由于传统中国的官僚制度,着重于掌握大量的农民,缺乏现代组织与技术的能力,尤缺乏适当的意识形态去主持商业化的财政。上述两章已就北宋的情形,逐渐提及。南宋末年,财政与税收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。不仅杭州市内的繁荣于国事无补,即长江三角洲里的农业财富也无法动员。贾似道之犯众怒,并不是单独的由于他合计敌情错误,也不是因为他骄奢佚,而大部是由于他在理宗赵昀的最后两年,倡议“买公田”等于没收一部分富人的资产去充军食。并且又由他主持发行最后一次的信用货币,引起物价再度上涨。《宋史》“臣传”说到最后与他同有元老名望的王钥向临朝称制的谢太后责他应死,称:“缙绅草茅不知几疏,陛下皆抑之而不行。”可见得在野人士包括中等以上的门户都已痛恨他入骨。

  要提到这事态之背景,我们又要从康王赵构南渡做皇帝说起。

  赵构之成为后的高宗,初时并没有法制或公意的支持。他原应到金军里去为人质,只因父兄被掳,才自立为帝。除了哲宗遗孀所谓元祜皇后孟氏的承认外,他的帝业并没有任何合法的根据,在南方也没有权臣拥戴。他手下人既主战主和不定,他自己也无钱无兵,这也可以认为是宋朝过度中央集权的后果。所以他刚从扬州巡幸回杭州,即有担任宫卫警戒的军官叛变,他退位,而立他一岁多的小儿子为帝。等到韩世忠勤王,他才能复辟。并且息未定,又被金人追逐得觅海舟逃命,直到公元1135年在临安建太庙,才算替南宋立都。当南方各省也都在叛兵剧盗的手里,高宗的军队大都由这些部队改编,当时戡及求和扰攘约十余之久。因之南宋自始就没有一个机会将财政税收重新组织得合理化。

  《宋史》“食货志”内中出的“经制钱”、“总制钱”、“月桩钱”和“板账钱”为历史教科书前后提及。其实这代表朝代草创时筹款的办法。一般从既有的税额,增派附加。初时为千文增二十三文,以后增至五十六文。又全面征收官厅办事的手续费,与赃罚并在一起。再指令各地方政府向附近驻军提出定期的供应“每月桩发”这些名目给南宋政府一个立足的机会,却不是财政史内重点之所在。至李心传作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的时候,已是13世纪,也是南宋的末叶。他还提及北宋初年,东南只向汴京每年供应200万缗。到他的时候,四川不计,东南的经制钱和总制钱已共达1440万。可是他没有指出的则是南宋政府初期曾出卖公地,以后则靠印行纸币,及向民间强买物资(和籴)维持,迄至最后,1000万缗只能买米一万多石,而政府也无从以税收及专利于盐酒矾茶平衡其开支。

  南宋的纸币已经全汉升详细研究。即以会子(尚有川引、湖会和淮分别行使于其他地区)而言,大概从高宗后一百年(公元1163-1263年)通量增加32.5倍。但是会子原应3年一“界”届期以旧币换新币,其中有以二换一和以五换一的情事,所以其贬值也应当积累的计算。可是有时政府也出卖金银使法币回笼,有时又新旧两界同时使用,所以其法定价值亦无法计算。从全氏提供的资料看来,则在南宋初年米一石值3缗为常情,100年之后有提到340缗,700缗及1000缗一石的文字,其货币贬值已超过300倍。我们今经过货币恶的经验之人士或者不会对这情况认为是了不得,但是在中世纪市场狭小,交通壅的条件下,则已是一个极端的威胁。米一石要值钱一百万,就足够骇人听闻。况且货币贬值,等于变相加税,其负担常转嫁于贫民。政府既捉襟见肘,对应支付的项目也只有克扣。全汉升就指出一个例子:1235年有一个朝官辞督视军马的差遣,他指出的原因即是货币贬值,军费短绌,因之督视与不督视,其情形已不言而喻。《宋史》“兵志”里提到募兵,又有这样的一段:“所司莫能体上意,执民为兵,或甘言诳,或诈言贾舟,候负贩者群至辙载之去;或购航船人,全船疾趋所隶;或令军女冶容于路,尽涅刺之。由是野无耕人,途无商旅,往往聚丁壮数十,而后敢入市。”这段文字作于朝代覆亡之前夕,作者还说“官降钱甚优厚”读者可以根据前后情形推断通货膨的一般后果。

  贾似道买田的方案行于1263年,去高宗退位为太上皇整一百年,距元军入临安也还有13年。买田的地区限于平江(苏州)到嘉兴的六郡,也就是今江浙间长江三角洲最富庶的地区。所买的田地为每户二百亩之外的1/3(即800亩须卖官200亩,1400亩须卖400亩)。付价根据一个复杂的公式以纸币以金银僧道度牒(可免税也可转卖)及告身(荣誉头衔的文凭)。买田的目的则是免除以后之造楮(即纸币)与和籴,预计所收租已能解决当的财政问题。贾似道以他自己家产一万亩先倡。其执行的成果,经过无数的抨议。今只有周密所著的《齐东野语》内载的一段,使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计划以一段极短的时间施行(半年之后即已买进350万亩)。技术上最大的困难,尚不只于买田,而是买得这些田土之后,官僚机构无确切的方法掌握管理,以坐收成果。一到贾似道倒台,各方已有退还原主的要求。也有人建议就将官田赏与佃农而向他们征兵。

  但是这些官田始终没有退回,元朝即以之作赏赐功臣皇室之用。甚至再100年后,朱明王朝也没有对之作合理的处理,仍成为后苏松地区的官田与重赋问题,见于顾炎武之《知录》,也见于今人周良霄所作论文。

  有了北宋与南宋两重经验,我们就知道当一个农业国家的行政系统发展成,尚不能充分管理及发挥其所辖的经济方面最前进部门之功效的时候,只有改用商业管制的办法,才有出路。此时政府的功能渐趋繁复,引用特殊技能的需要增高,其经费也必须扩充。因其超过旧式农业的范畴,也不能以现有税收对付,又只好发行公债,因之则引起代议政治司法独立和其他跟随着一串的组织与运动。

  征之先进国家的成例,这各发展必待市民经济成,其组织结构能产生领导力量,成为政治的重心,才有可能。以欧洲的事例言之,这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抬头。所以法国历史家FernandBraudel曾说:“资本主义之成功在它与国家穿通一气,它本身即成为国家。”中国在20世纪尚未达到这阶段,遑论13世纪之南宋。至于旧式官僚机构,又与所掌握的农村缺乏经济上严密的联系(有如封建或feudal)则很难确切的掌握其资源。最近英国历史家之研究,则发现都铎王朝及斯国亚特王朝时封建业已崩溃,资本主义尚未登场,皇室以一种官僚机构管理地产,发生无数的技术问题,也不是贪污无能四字所可概括。如此贾似道身死家毁,已不置论,将他认作南宋覆亡的主因,则又是以道德的名义简化历史。

  今我们重新检讨这段历史,其本身不足以使中国人扬眉吐气,但是也应当令人感到颓丧。我们要记着蒙古人于1279年灭宋,可是不出百年,元顺帝在徐达兵临城下时,集三宫妃嫔奔漠北,成为一个被驱逐出境的朝代,也是以前史迹之所无。只是有了这些经验,明太祖朱元璋才拼命复古。他的财政税收政策,都以经济上最落后的部门为基础,和赵宋立新的精神大相径庭。这和我在“开场白”所说的今中国已是“雨过天青”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,不过这些环节都能够前后连贯。如果我们以这种眼光读史,则更能体会中国大历史的特点。贾似道也是其中重要环节之一,非穷究则难能了解历史中的纵深和曲折,因之也难看透中国历史长期的合理性。 WwW.523us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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